寻找同志作曲家的身影

PrinceEli · 发表于 2018-1-24 00:19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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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PrinceEli 于 2018-1-24 11:21 编辑

来源：新新闻【战斗音乐学】寻找同志作曲家的身影
2016-12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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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-24 00:19 上传

在前几期的「战斗音乐学」专栏中，我们谈到「成为同志国歌的条件」，并引述了被当代大众文化评论奉为圭臬的一些原则。

这些容易成为「同志国歌」的原则，除了在歌词的写作之外，在音乐的构成（音色、乐器、节奏与曲风等）上，亦有相对能够被辨认的特质，因为这些歌曲的「消费端」，牵涉了它们在哪个场合、哪个情境被欣赏，难以与社会脉络脱离。

一篇无法完成的课堂作业

至于性少数族群在「生产端」──亦即例如同志作曲家的创作中，是否能够归纳出什麽普遍的特质，就有许多不休的争论了，而做如此探究的企图，以及研究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发展出的方法论尝试，也并非全无意义。

关于这类的研究旨趣，我想起一段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往事。大学时，曾经选修一门社会学系的课：社会研究方法。不知天高地厚说的，倒不是选修了这门课，而是课程要求每个人必须选择一个自己有兴趣的主题，回顾文献、提出理论后，设计一套可操作的量化方法，证实自己的理论。

因为兴趣使然，我选择题目时，便以《英雄交响曲》的献辞做为引言（原本要献给拿破崙的第三号交响曲，在拿破崙称帝后涂改为「纪念一位英雄人物」，故有「英雄」之名），我想从贝多芬（Ludwig van Beethoven）的创作中，找出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社会变动，是否有影响贝式写作风格转变的痕迹。

做为一项单学期的课堂作业，这显然是超乎能力范围的研究计画。在一周周交不出进度后，眼见期末即将来临，最后只好承认没招了，赶紧换上一个变项明确的内容分析题目，从头赶工一次、草草了事交出作业。

回顾这个不断自欺欺人的过程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创作的过程是极其私密，而在绝对音乐的领域中，作曲家如何将自己的经验、情感，转化为音符声响，也是极其神祕的过程，不仅对外人如此，许多时候对自己的理智面也难以解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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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音乐学中的性／别新大陆

考察外部社会事件对内在创作过程的影响，尚且如此艰难，遑论是考察创作者的性别认同，是否对于其作品有音乐学意义上的影响。
若以民族／族群身分认同做为变项，尚有许多文化脉络可循，也有许多例子：例如萧邦对波兰音乐素材的使用、乃至德佛札克（Antonín Dvořák）、西贝流士（Jean Sibelius）等国民乐派以及各式「民歌採集」类的创作，但是若以性别／性倾向做为变项，其作品是否有任何集体共通处，答案就更加暧昧不明了。

二十世纪以降的新音乐学（new musicology），包含着性别、后殖民等面向，为古典音乐学界带来掏金热潮，其中在性别的面相中，随着第一波女性主义音乐史的挖掘渐缓，性少数族群的身影也开始逐渐错落于重构的音乐史中。
现在我们以对柴可夫斯基（Peter Tchaikovsky）、布列顿（Benjamin Britten）的性倾向耳熟能详、对吕利（Jean-Baptiste Lully）的双性恋倾向也较无疑义，至于韩德尔（George Handel）与舒伯特（Franz Schubert）的音乐史翻案，则有着程度不等的共识。在ＬＧＢＴ族群音乐学开展初期，似乎成为一个大出柜运动，根据史料与其他材料来标定出过往不疑有他的幽微身分，儘管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，他们未必是当代意义下的同性恋／双性恋。

对艺术文化的性／别反省来说，这当然是不够的，因此也不乏具有知识野心的研究者，企图进一步连结身分与作品的关联性，以同志作曲家来说，「什麽是同志的音乐语彙」自然成为核心的问题意识，也是待研究者征服的新高山。

美国气质的音乐考古

写作新音乐学经典《阴性终止：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》（Feminine Endings: Music, Gender & Sexuality）的音乐学家麦克拉蕊（Susan McClary），于一九九一年写作了一篇〈舒伯特音乐的主体性建构〉（"Construct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ranz Schubert's music＂），便成为许多酷儿理论学者大旗似的宣言。在这篇受到广大争议的文章中，麦克拉蕊试图从舒伯特的《第八号「未完成」交响曲》缓慢乐章中的调性、写作策略等，归纳出曲子的「同性特质」。

而后，另一位音乐学家哈布斯（Nadine Hubbs）发表的书籍《美国之声中的酷儿创作：同志现代主义者、美国音乐与国族认同》（The Queer Composition of America’s Sound）中，则描绘出更宏观的图像，他论述：尔时世纪中期，美国一群具有同志身分的作曲家社群，包含巴伯（Samuel Barber）、伯恩斯坦（Leonard Bernstein）与柯普兰（Aaron Copland）等，创造了严肃音乐中异于欧陆传统的美国风格，并影响了后来世代美国人的音乐品味与写作方式。

同样地，在纯粹音乐的范畴中，哈布斯也不免地遭遇论证的困难。对于「菁英的、德奥的、异性恋男性主导的」十二音列作曲法，以及坚守调性音乐的同志作曲家们，作为对上述典范的反叛，以及「法国性」意外成为美国的酷儿表徵⋯⋯等等论述，也不意外地遭遇挑战。

大抵来说，在这领域中的提问，至今并未能得到确立某种典范的答案。相较于文学、戏剧甚至绘画等其他艺术领域中性别研究的进程，音乐学在此无疑是步调相对缓慢的。但或许也是因为音乐表现形式的暧昧性、以及诠释作品所需要的想像力与连结，造就了音乐独有的迷人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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